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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印度，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画面，往往是拥挤的街头、肮脏的贫民窟、以及种姓制度下泾渭分明的阶层。
然而，如果仅凭这些印象就把印度视作一个一无是处的落后国度，那就实在是低估了这个南亚次大陆的庞然大物。
事实上，在不少高端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，印度不仅已经悄然追赶上来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连美国都要让其几分。
印度是南亚次大陆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，东北与孟加拉国、尼泊尔、不丹以及中国相邻，东部和缅甸接壤，东南隔海遥望斯里兰卡，西北则与巴基斯坦交界。
作为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，印度斯坦族大约占据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，是国内最主要的民族。
它的人口规模长期位居世界第二，内部结构却呈现出极端的多样与分裂：在孟买，坐落着全球第二大、亚洲最大的贫民窟，至少容纳着一百万穷人；
但与此同时，印度也不乏身家惊人的超级富豪，贫富差距之悬殊令人咋舌。
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底色复杂的国度里，产业结构却早已不是单一的"农业国"所能概括，近几十年来服务业的扩张速度相当惊人，软件业和金融业更是在全球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。
真正能让世界刮目相看的，首先是印度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突破。
2014年，印度成功发射火星探测器，成为继美国、俄罗斯和欧盟之后第四个开展火星探测的力量，也是亚洲第一个把探测器送达火星的国家。
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全球关注，不仅在于它所代表的技术难度，更在于其惊人的经济性——整个火星探测项目的花费不到一亿美元，远低于其他航天大国同类任务的开销。
这种"低成本、高精度"的研发路线，折射出印度科研体系在工程优化和攻坚速度上的独到之处。
在深空探测之外，印度还掌握了"一箭多星"的发射技术，在卫星运载领域成为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一个颇具竞争力的玩家。
继火星探测取得成功之后，印度又着手筹备自己的登月计划，雄心显露无遗。
对于一个人均收入并不算高的国家来说，能在航天这种重资金、重技术积累的赛道上跑出成绩，本身就是一件令许多发达国家都倍感压力的事情。
印度最为人所熟知的强项，当然还是信息技术产业。
在国内，印度理工学院被誉为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的理工名校，其录取难度之高、学术训练之严苛，被认为超过了许多常春藤院校。
正是这样一所大学，为印度源源不断地输送出高端IT人才，让印度的软件开发实力仅次于美国。
走进美国硅谷，你会发现大量的工程师、项目经理、架构师都来自印度，或者是具有印度血统的移民后代。
在许多知名的高科技巨头内部，印度裔员工所占比例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所能解释的程度。
更能说明问题的，是印度裔高管在美国科技界的集体崛起。
微软的首席执行官萨提亚·纳德拉就出生于印度，在印度完成本科教育后才赴美深造。
像他这样一路从程序员做到跨国巨头掌舵人的印度裔面孔，在美国科技圈并不少见。
英语教育体系、严格的工程训练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叠加，让印度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软件工程师，也让"印度制造"在IT这一环节真正做到了全球核心供应商的位置。
另一个让印度名声大噪的领域，是制药业。
全球制药行业长期由美国、德国、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头把持，但印度却凭借仿制药撬开了属于自己的大门，被业内冠以"世界药房"的称号。
相关数据显示，印度生产的仿制药占据全球仿制药市场约三分之一的份额，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。
它也因此被公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制药能力最发达的国家，尤其在一些重大疾病的特效药上，印度版本的疗效并不输于原研药，价格却亲民得多，可谓物美价廉。
有一组数据对比最能说明问题：产自印度的部分药品，价格大约只有国内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，而药效却几乎没有折扣。
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所讲述的故事，正是这一现实的一个缩影——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宁，在国内售价一度高达五六万元一瓶，而印度仿制版的价格仅在三千元上下。
巨大的价差之所以存在，背后是印度在原料药合成、专利处理和低成本生产方面长期积累下来的综合能力，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复制的产业优势。
文化领域里，印度同样不甘示弱。
近些年，印度电影在国际上的声量越来越大，不再只是人们印象中载歌载舞的热闹片段。
印度每年的电影产量极其庞大，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，像在中国市场也引发观影热潮的《摔跤吧！
爸爸》，就是一部兼具商业成绩与社会议题的典型代表。
这部影片以家庭体育故事为壳，把印度传统文化、女性处境和竞技精神糅合在一起，在海外收获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。
整体来看，印度电影业的年收入高居世界第四，仅次于美国、中国和日本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宝莱坞品牌。
与电影业齐头并进的，是印度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整体腾飞。
尽管农业仍然承载着印度大部分人口的生计，但过去几十年里，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引擎，软件外包、金融服务、咨询业务共同构成了一张面向全球的网络，让印度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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